上周《南方周末》以大篇幅的版位刊載了一篇早一代神童命運的文章，我們將其中部分摘錄下來：
寧鉑、謝彥波、干政等這些當年最為耀眼的神童今歸何處
7月1日上午，那些穿著短褲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寬闊的草坪邊互相拍照。這是中國科技大學1978級少年班成員分別26年之后的首次班級聚會。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們溫和有禮，神態自信。他們中有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卻仍對這所學校頗感自豪，渴望著能為它做點兒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為校友基金會捐上幾筆款項，開辦幾場講座，以及為自己的班級樹立一塊價值10萬元的紀念雕塑。雕塑將刻有每個成員的名字，包括張亞勤，也包括寧鉑、謝彥波和干政。
不過，在他們身后的校史館里，關于這個班級的陳列卻沒有這么一視同仁。作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張亞勤的名字在陳列柜中非常醒目。與此不同的是，在幾張有寧鉑、謝彥波和干政出現的圖片下面，他們僅僅被寫作了“少年班同學 ”。
這3位當年家喻戶曉的“神童”的命運，發人深思。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
從舉薦信發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樹新回憶說，“那時他們在整個國家都是絕對的明星。”
1978年，整個中國的報紙、雜志、電視都在報道寧鉑。
據當時的報道，寧鉑2歲半時已經能夠背誦30多首毛澤東詩詞，3歲時能數100個數，4歲學會400多個漢字，5歲上學，6歲開始學習《中醫學概論》和使用中草藥，8歲能下圍棋并熟讀《水滸傳》。幾乎一夜之間，這個戴眼鏡的神奇少年為整個國家所熟知。
他被稱為“神童”。
受寧鉑影響最深的是當時的孩子們。這個超乎尋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促使他們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壓力。相當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多么平凡無奇。一些受到激勵的孩子效仿寧鉑，開始超前學習并跳級，另一些孩子則倍感壓力。
“當時父親拿著報紙，對我說，‘看看人家寧鉑，再看看你！’我立刻覺得，如果寧鉑愿意做他的兒子的話，父親一定會把我像垃圾一樣丟掉。”多年以后，畢業于北大物理系的習路平回憶說，“那種痛苦、傷心的感覺我至今不能忘記。”
類似事例決非個案。寧鉑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響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與張華、朱伯儒并列為當年的“時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寧鉑父親的好友、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兼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舉薦這位江西贛州八中高二級的少年天才。其時，中國百廢待興，舉賢正是要務。當年11月3日，方毅副總理批示當時為中科院下屬單位的中國科技大學：“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中國科技大學派人到贛州考察寧鉑，準備進行“破格”的教育，接著又為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
當時聰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寧鉑一個。“在贛州八中，當時就有許晉、潘辛菱和陳英3人與他不相上下。”當時的班主任余深貴回憶說。在中科大特別組織的考試中，排名第一的是許晉，寧鉑只考了第二名。
不過，這并沒有阻止寧鉑被公眾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從舉薦信發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1978 年3月，寧鉑和謝彥波由此來到了中國科技大學。而其后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后來它被認為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等觀點在會議上重新提出。閉幕式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這一時期后來即被稱為“科學的春天”時代。
整個國家對科學的熱忱，使得對寧鉑的各種贊美也達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后來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一篇報告文學。看完之后他激動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沒有睡覺。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寧鉑的事跡。幾天之后，張亞勤跳了級。6個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這一年最吸引讀者的新聞是，13歲的寧鉑與方毅副總理下了兩盤圍棋并獲全勝。報刊上發表了寧鉑在中科大校園葡萄架下讀書的照片，這個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來客必須參觀的地方。在紀錄片里，寧鉑率少年班同學仰望夜空、為同伴們指點星象的鏡頭留在了很多人的記憶中。
人們對寧鉑的興趣之濃厚，已使報紙的傳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為了手抄本的題材。
在這一年，就讀于安徽省廬江中學的干政看到了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訴老師，他是受寧鉑的影響才來到這里的。他記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傳閱，紙張又破又舊，邊緣卷了起來。
同樣，謝彥波也被“選中”了。“宣傳寧鉑是因為他最有名，”一位當年的少年班校友說，“宣傳謝彥波則是因為他年齡最小。”
很快，謝彥波天真的微笑、算術板書的背影，也出現在了媒體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幾年中，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廣告上都有他的身影。盡管他還系著紅領巾，又是一個畏懼與人交往的孩子，還是被安排經常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
相比之下，干政當時受到的宣傳并不多，不過這只是與寧鉑和謝彥波相比而已。在當時一本名為《神童的故事》的暢銷書中，就寫有“干政切瓜”的故事：當時少年班的招生老師提問干政，對一只西瓜橫豎各切多少刀，那么會留下多少塊西瓜 ——數字不斷上升，12歲的干政卻始終對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師驚其為天才。
許久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寧鉑曾經說，自己是時代需要的產物。如今，謝彥波也持相似的觀點。
他們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來，他們決不會再讀少年班。
個中原因，正是多年以來甚少公開過的事實：在那寧鉑與謝彥波的時代，兩個主人公自己卻忍受著苦悶的煎熬。
寧鉑的“逃亡”
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直到畢業之后很久，寧鉑還在不斷地回憶自己赴中科大報到前一天的那個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舉薦信而起。倪霖說，自己對他有兩點擔心。這兩點是：
1.寧鉑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夠清醒認識；2.跟別的孩子不同，寧鉑早熟，早戀傾向嚴重，盡管他的父母都還沒覺察到這一點。倪霖警告說，如果寧鉑去招惹女孩子的話，那么最終受害的將是他自己。
寧鉑在1994年說：“遺憾的是，那些年我幾乎把這些話給忘了。”
在寧鉑自己看來，青春期是把雙刃劍。比當時大多數孩子早得多，寧鉑11歲就進入了青春期。這使得他相對成熟，在學習時擁有比同齡人更強的自控能力。不過發育與年齡之間的落差，似乎又讓他備嘗苦悶的滋味。
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不僅擅長圍棋、中醫，還是張樹新組織的“星期天”詩社的成員。盡管如此，以當時中科大 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別人更小的年紀，實現浪漫憧憬的機會還是相當渺茫。另外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惱大約出現在16歲左右。“當時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對女孩子感興趣，”張樹新回憶說，“但是他就那樣 ——我是寧鉑啊——不說，繃著。”
她對寧鉑的印象是，極端自尊，又極端自卑。不過，她相當欣賞寧鉑的一點：盡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實際上他卻相當紳士。
對于當時的少年班來說，類似的問題并不典型。入學時謝彥波11歲，干政12歲，他們的青春期焦慮還要在幾年之后才能出現。
大多數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幫他們沖奶粉，有時還要為每人煮上一個雞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課之外，下午她還要給他們加上一節當時學校里還沒有開展的體育課。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們關燈。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寧鉑的聰明程度也讓大家欽佩不已。不過，他在課業方面的表現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過了一般同學。然而外界的贊美仍在繼續，公眾意義上極具天賦的寧鉑形象從來就沒有被否定過。
“其實當時寧鉑就不行了。”27年后，當年的同學彭興說，“他的成績很一般，而且表現出來的性格很怪。”
盡管如此，一條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鋪到了寧鉑和謝彥波的面前。這座圣殿就是在當時中國科學界紅極一時的理論物理。
寧鉑、謝彥波和干政3人的專業都是理論物理。干政顯然適合這一領域，CUSPEA考試的優秀成績就是證明；謝彥波的天賦更為明顯，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圍的人半開玩笑地稱為“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相比之下，寧鉑與物理學的結緣卻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錯誤。
在贛州八中時，寧鉑的物理成績就在各科目中較弱，更重要的是，他對它缺乏興趣。
入學一年后，少年班學生開始選系。寧鉑告訴汪惠迪老師，“科大的系沒有我喜歡的。”汪惠迪幫寧鉑打了一份報告，請求調到南京大學去學天文。這是他第一次試圖離開科大，也是失敗得最干脆的一次。“因為科大不愿意放走這個名人。” 如今汪惠迪說。
她把報告交給了教務處長，報告立刻就駁回了，原話是，“既來之，則安之。”
對天文學的愛好受阻之后，寧鉑把它轉向了對神秘主義“星象學”的研究。在中科大內部，寧鉑的“怪異”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彭興覺得，寧鉑后來對宗教和氣功的執著似乎與這一時期的愛好也有關系，“當時他就神神道道的。”
離開少年班16年后，寧鉑曾私下回憶說，自己當時的痛苦主要還是來自于輿論的過分渲染。
“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他說，“那時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因此痛苦充溢著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本科畢業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講師。不過，這已經是他能創造的最后一個記錄了。
1982年他第一次報考研究生，但報名之后就放棄了考試。第二次，他前進了一步，完成了體檢，然后放棄了。第 3次，他又進一步，已經領取了準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又退縮了。后來他對別人解釋說，他是想證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樣才是真正的神童。不過汪惠迪以及身邊的很多人卻認為，他只是過分地恐懼失敗。
在第3次退縮時，學校的一位老師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聲稱，再逼的話他就逃跑。
寧鉑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卻把大量時間用于圍棋、哲學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體物理系的課堂上，他開始向學生詢問托福考試的情況。1989年、1990年、1991年，他連考3次托福，均未過關。 1988年結婚之后，他練習氣功，吃素，與常見的生活習慣漸行漸遠。1993年，因為與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門，四處游蕩了半個多月。這之后兩年間，他一度下海，最遠跑到了海南，最終卻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寧鉑參與了一次央視“實話實說”節目，探討“神童教育”。當年的一則報道說：“節目錄制期間，寧鉑頻繁搶過話筒發言，語速很快，情緒激烈，猛烈抨擊‘神童教育’。周圍觀眾不時發出笑聲，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寧鉑。”“第一神童”的傾訴已經無人傾聽，屬于他的時代徹底煙消云散了。
2002年，寧鉑前往五臺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敗。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終生的缺陷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彭興生于1963年1月，入學時16歲，是少數的幾個超過15歲年齡限制的學生之一。入學之后他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看著”謝彥波。
謝彥波年齡小，自理能力差，自視甚高，尤其不懂如何與人交往。入學時他剛剛11歲，此前只有小學5年級的人生經驗。在中國科技大學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說是，第一次走進校門時，他還在滾動一只鐵環。
謝彥波受到困擾的時間要比寧鉑晚得多。他回憶說：“在少年班的最初階段我年齡還小，對外界的宣揚沒什么太多的感覺。”第一個學年過去后，打牢了基礎的謝彥波選擇了物理系。從此，這個系著紅領巾的大學生的潛在天資得到了充分表現，一路成績驕人，直到畢業。
不過，從入學時起，老師和同學們對謝彥波的擔憂就從沒消散過。
“人際關系這一課，心理健康這一課，整個班級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問題就尤其嚴重。”汪惠迪老師說，“他們在上學時沒能養成好的心態，沒有平常心。這種缺陷不是一時的，而是終生的。”與此對應的是，一些當年的少年班成員承認，他們至今仍缺少人際關系方面的能力。“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學秦祿昌說，“一旦過了那個年齡，這一課就永遠補不上了。”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1982年，謝彥波提前一年大學畢業，15歲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跟隨于淥院士讀碩士，18歲又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被看好在20歲前獲得博士學位。不過，這段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光，卻成為他人生轉折的開始。
“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系，博士拿不下來，”汪惠迪說，“于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謝彥波可謂因禍得福，得以跟隨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學習，后者在1976年因為在凝聚態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在沃德羅普的著作《復雜》中，這位教授被描述為一個深邃而傲氣的人。
對安德森來說，謝彥波的性格中有著令人無法容忍之處，那就是比他本人還要傲氣。
“我的論文不討他的喜歡，”謝彥波說，“寫的是他的理論的不對。”
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里，謝彥波與導師不睦，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
本來，事情并非毫無轉機，可是恰在這時，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北大留學生殺死美國教授事件。當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時，謝彥波被懷疑為潛在的危險。中國科技大學的一位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這意味著后者的留學生涯的結束。這件事情后來在中科大內部爭議頗多。
此前有傳聞說，謝彥波曾用手槍或菜刀威脅過安德森。記者就此向謝彥波求證，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認說：“那我沒有，我沒有。”
同樣鎩羽而歸的還有干政。他與謝彥波的軌跡驚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頓，都是學理論物理，都是與導師關系緊張。
回國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師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讀博士。令大家驚訝的是，干政拒絕了。幾年之后，在家賦閑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這一次科大沒有同意，當時科大聘用教師已有新規定，博士文憑是必要條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師還勸干政再去讀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讀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時間還找不到一份工作。
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為了泡影。在此期間，他的精神疾病時好時壞。最終，干政被自己禁錮在了與母親共同居住的房間里。
相比之下，謝彥波的“運氣”要好一些。他以碩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師的工作。很快他結了婚，沒有什么積蓄，分到了一套樓下總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續不斷的煩惱中，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才結束了往日的夢想。
做不成普通人
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
多年以后，每當談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張亞勤，以證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學彭興認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當年的默默無聞。
“其實他和謝彥波的情況差不多，剛來的時候年紀都小，基礎都不行，跟著課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較好。”他說，“他們倆的差別，就在于謝彥波被宣傳得太多，心理壓力大，人也容易張狂。張亞勤受到的宣傳就很少。”
對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難過，但是并不覺得意外。“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說，“可是，我們眼看著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當時她不希望這幾個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報道，也一再告誡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當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個年代需要一個寧鉑去喚醒人們對于教育和科學的重視，這種需要形成巨大的壓力，最終卻壓垮了寧鉑。”秦祿昌說。
當年的秦祿昌在那個著名班級里不受矚目，如今則在美國北卡大學物理系和材料系擔任教授，因其國際領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稱為“納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學聚會上，有些當年的少年班同學說，這也許是人生的宿命，因為3位面臨問題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時期都曾經表現得比較孤僻。不過，立刻有人反駁說這不是問題，“就本來的性格來說，少年班里有幾個開朗外向的？”
當年的少年班同學，如今供職于舊金山議價金融機構的裴益川說，人生路上變量太多，很難說清楚什么才是寧鉑等人的麻煩的真正制造者。
“也許我們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說，“也許這是高智商群體中必然出現的宿命呢？”
程陸華的看法與此接近。她是寧鉑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寧鉑等人的問題的因素是無限復雜的。正因為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反對矯枉過正，與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別的家長一樣，要用約束的、規劃的方式培養孩子。寧鉑則堅持，決不應該設計孩子的未來，應任其自由發展，哪怕孩子最終只能做個普通的人。他對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為中心，要真正地去愛人，關心人。
實際上，在成年之后，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
張樹新說，寧鉑等人的麻煩，恰恰在于沒有人會把他們當做普通人看待。實際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體報道寧鉑“只成為了一位講師”之時，眾人的嘆息仍然基于這位“少年天才”擁有著杰出稟賦這一前提。
9年之后，情況又大不相同。如今人們已經忘記了追問寧鉑、謝彥波和干政的去向。他們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在新聞之中。即便是寧鉑的父親寧恩漸，也已經放棄了過去的所有幻想。他現在的期望只是，兒子能夠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寧鉑還在學習，他還沒有完蛋。”這位父親倔強地說，“我相信他有一天會回來的。”
寧恩漸拒絕透露兒子的行蹤，因此記者最終也沒能找到寧鉑。在網絡上搜索他的相關信息，同樣沒有任何線索。
只是在一家網站上，記者找到了寧鉑建立的一處同學錄，成員只有孤零零的一個，就是他自己。網站記錄的建立時間表明當時他已出家為僧，不知身在何處。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學前教育新資訊網采編（責任編輯：Alice）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