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2日，四川女孩吳音(化名)從倒塌的教學樓中爬出來，她的身體沒有受到任何損傷，但一些意想不到的變化在她的內心發生了。
吳音執意要回到已成廢墟的學校，找回書包。后來，她被媽媽接到北京。在這個安全的城市，她最喜歡的游戲就是蕩秋千，不停地蕩秋千。除了秋千，其他和搖擺、晃動有關的器械都會引起她強烈的興趣。和所有從災難中逃生的人們一樣，吳音感覺到，她的生活被大地的震動徹底改變了。一切關于搖擺的游戲，對吳音來說都是對地震的模擬，而只有在游戲中重復體驗震感，這個8歲孩子對震動的潛在恐懼才有可能消除。事實上，災難從來都是個體命運最強大的操縱者。和徹底改變的身體形態和生活經歷相比，災難帶來的創傷記憶更富毀滅性。而且，這些記憶通常深藏在意識的谷底，在意想不到的時刻，使現實生活變得不堪一擊。即使不再親眼見到死亡，吳音也無法主動刪除關于災難的記憶。不過現在，一些自我救助的方法出現在她的面前：可以在媽媽的輔導下閱讀《災后心理救助與心理重建手冊》，也可以播打10余條心理救助熱線；如果她愿意，會有志愿者陪在她身邊，和她共同面對那些可怕的想象。迄今為止，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仍在進行，但工作重點已經明顯轉移，生死攸關的緊急救援逐漸降溫，而被以心理干預為主的心理救助工作被提上日程表首頁。事實上，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災后心理干預早在2001年5月7號大連空難時便啟動了。但對中國社會來說，官方和輿論卻從未如此關注，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以來，參與這一救助工作的機構和個人之眾，其規模堪稱史無前例。災難的不可控性卻不斷挑釁既有的工作難度。13天之后，四川青川縣發生6.4級余震，這個最大強度的余震使四川各地都有明顯持續震感，震后的泥石流等險情防不勝防，在半月內隨時更新的遇難人數令人戰栗，災難所波及的人群迅速擴大，而人類心靈的康復期，則無法測算。
他們需要陪伴
盡管挑戰重重，但志愿者們還是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切實的援助。呂斯文是北京一家咨詢公司的職員，地震爆發后，他和同事自發組成了心理干預支援者小組，準備隨時奔赴災區。幾經周折，呂和另外兩名同事終于與成都團市委取得聯系，災后不到一周，他們被當地教育局安排到德陽三中，為安置在那里的東汽中學高三學生們進行心理救助。盡管在出發前，他們接受了中國心理學學會組織的緊急災后心理干預培訓，但呂斯文和同事們深知，心理咨詢需要精深的專業知識，他們決定不擅自進行心理輔導。這個臨時組建的救援小組認為，自然互動的方式是最可行的方案。
“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伴他們吧。”呂說。面對這些即將參加高考的孩子，每天清早，呂斯文和同事都會帶著他們晨跑、做拓展運動。白天孩子們自習，晚上和臨時小組聚在一起進行溝通。幾天后，他們之間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孩子們不提地震，呂斯文和同事就絕口不提。當然，孩子們每一點情緒上的振奮，都會帶給小組成員些許欣慰。
在目前開展的心理救援工作中，孩子成為最被關注的群體，人們擔心，這些幼小的心靈沒有強大到獨自抵御恐懼的程度。與自發志愿者們的工作風格不同，來自亞洲積極心理研究院的心理咨詢師符然雅對同一批孩子進行了帳篷學校開學后首次專業的心理輔導。符觀察到，這些孩子情緒相對穩定，但也有一些普遍的負面癥狀，如記憶“閃回”(腦海中總是蹦出地震場面)、做惡夢、尖叫、不敢上樓。符決定將孩子的注意力轉移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上：吃飯，睡覺，有個強壯的身體。
一些具操作性強的建議也被學生們實踐，比如不要獨處；當不好的回憶出現，立刻強迫自己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正確的心理輔導程序是穩定、平復、整合。在最初，我們要穩定他們的情緒，滿足他們最切實的需求。”符然雅說，“心理咨詢師能扮演的角色就是父母。”
在短暫的救助工作后，符然雅收到了好幾條充滿感激的短信，但另一方面，初期階段的心理干預過程多少有些生硬，災后心理救援應該是個長期工程，呂斯文和符然雅所在的小組單兵作戰的模式僅是個初步探索。好在，他們只是大規模救助工作中的先遣隊，幾乎是前仆后繼的方式，救助工作漸成規模。
幾乎在災后第一時間，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發展心理所所長申繼亮就給政府相關部門寫信，強調災后心理救助的緊迫性。隨后，他們派出四人心理專家小組進入一線，并組織了20人左右的隊伍隨待。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首支心理救援隊于5月20日進駐災區，而在第二天，一支由奧運冠軍孫海濤、體操世界冠軍莫慧蘭等組成的24人隊緊跟其后。在這場跨越學界、政界和民間的集體行動中，多重力量沖破了中國社會的傳統行業界限。
就形式而言，此次心理救助工程體現出多元的思路。教育部委派北師大心理學院在最短時間內趕制出《災后心理救助與心理重建手冊》，首批2000冊發到災區。隨后，北師大等全國九所院校、北京市青少年服務臺、四川民政廳、廣州、蕪湖、廈門等多條災后心理援助熱線開通。當然，最主流的行動還是親赴災區。包括中國紅十字會、中國心理救援組、解放軍軍事心理訓練中心、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四川省科技廳、衛生部疾病防控中心在內，組織專家和志愿者隊伍的機構多到數十家，類似呂斯文這樣的志愿者更是不計其數。
艱難的探索
然而，和人們高漲的熱情相比，心理救助服務所需的專業技能卻相當貧乏。為此，在實際工作展開前，組織者都會對志愿者進行緊急培訓。
5月22日，在北京市東城區行政服務中心，一批志愿者們正在聆聽心理專家的講座。他們并準備一聲令下，隨時飛往四川。類似的培訓在全國無數個城市不約而同地進行，但不可否認，這種集訓通常是“填鴨”式的。事實上，在2001年大連空難之后，中國的心理救助工作進展并不順利，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工作缺乏可借鑒的本土經驗。
“實際上后來許多大的災難里，心理工作者往往是得不到重視，甚至還受到一些阻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宗春山說。唯一可以參考的案例是今年“4?28膠濟鐵路重特大事故”發生后，公安部派專家對參與救援的公安民警開展心理危機干預。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去年11月，公安部成立了重大突發事件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只是，此事發生時間過近，尚未總結出一套可供分享的經驗。相反，臺灣、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抗震經驗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啟蒙作用。比如，日本的地震應急機制將抗震的培訓日常化，這種培訓的效果如同預備役一樣，一旦災難發生，每個成員各司其職，組織自救機制立即啟動。
在很多方面，汶川地震災難帶給中國的挑戰都是第一次的，譬如說，填鴨式集訓注定無法迅速演變為預備役模式。實際上，對大多數參與其中的組織者和志愿者而言，心理救助都是一段混雜著復雜感受的成長經驗。
陳亞娟(化名)家住成都，與那些“空降”志愿者相比，她的工作有地利之便。但從成都到綿陽，往返近4個小時的車程，加上離開災區后的消毒程序，使得陳亞娟每次需要花上一整天，但實際的工作時間只有50分鐘。盡管如此，作為心理學專業的畢業生，陳還是能找到方法迅速減少陌生感，比如團隊游戲和繪畫。志愿者們對那些畫面過目不忘；高山壓迫畫面，有些畫被徹底涂成灰色，有的則直接描繪了暴雨天、房屋將要倒塌、人們在旁邊哭泣……繪畫暴露了孩子們對地震的潛意識感受，疏導使一種特別的感情初步建立起來。一個男孩在分別時對陳亞娟說：“老師，這么多天來我們第一次笑了。”第二天，陳亞娟被突然通知再次進駐綿陽。志愿者準備了很多禮物，一路上想象著重逢后的畫面。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車到綿陽，所有人一律被分派到另一聚居點為新同學們做心理咨詢。“雖然同樣是和孩子們在一起，但我們還是有些失望。畢竟精心準備了這么久。”陳亞娟說。更重要的是，從專業角度，心理救援的最佳方式是一對一的互動，因此，頻繁變換志愿者的面孔勢必會影響效果。這類臨時突變是散亂局面的一個體現。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師藺秀云說：“前方老師反饋來的消息就是，心理救助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管理。”5月26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實施災區中小學生心理救助計劃，該計劃特別提出，杜絕對同一學生進行多次采訪和心理輔導。至此，一線專家們仍在努力配合減災委和民政部，搭建一個統一的平臺，但具體的方案，截止本文發表時尚未得出。
悲傷在蔓延
可怕的是，因為余震不斷，遇難者數字失控般上漲，悲痛、恐懼的心情開始超越災區界限，蔓延開來。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一條心理咨詢熱線接到5個具有自殺傾向的北京市民打來的求助電話；災區外的小學生突然害怕起天黑、害怕父母不在身邊；擁有幾十年心理咨詢經驗的咨詢師進入災區短短幾天，便出現了輕微腹瀉，這是心理波動造成的軀體性反應……
“危機事件的當事人不僅包括經歷危機的人，也包括目擊者。”宗春山說，“現在媒體的高度發達，災區外的大人、孩子已經看到了哪怕是最慘烈的災難場面。”需要救助的人群在不斷擴大，包括參與救援的解放軍官兵、醫護人員，甚至心理救助者本身。他們所面臨的心理挑戰更加艱巨，除了慘烈的死亡場景對視覺的刺激，還要經受救援失敗產生的不可抗拒的內疚。5月22日，為幫助解放軍官兵做好自我心理防護，解放軍軍事心理訓練中心組成中國軍方第一支心理救援專業分隊抵達四川地震災區都江堰。不僅在軍方內部，專家建議，工作在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和志愿者們同樣是心理干預的重要群體。
根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的測算，汶川地震后，將有60－100萬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心理干預和治療，其波及程度遠超過地震輻射本身。與超乎想象的工作量同樣棘手的問題還在于高強度的救助工作如何持續。災后的特殊時期，大批志愿者可以暫時放下工作，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而從災難后的心理反應規律看，災后三個月至半年是心理疾病以及自殺傾向爆發的高發期。
符然雅說：“等到三個月后一切恢復正常了，孩子就會猛然意識到生活中的巨大變化。這種孤立的感覺才開始進入到他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高三孩子朝夕相處數日的呂斯文則認為：“現在來的心理志愿者很多，但大多數講講話就走了。這是個需要踏實下來的工作，需要常駐。”在意識到問題的長期性之后，呂斯文和同事開始聯系當地的資深志愿者。目前，各種機構都在嘗試給出解決方案。有的企業準備組織志愿者輪替赴災區，四川教育廳則寄望于完善對帳篷學校老師們的培訓和輔導，一些專業機構把提供專家培訓和志愿者隊伍視為一項長期義務。符然雅所在的亞洲積極心理研究院已經與綿竹中學、東汽中學等建立聯系，承諾在接下來的一年里進行定點心理幫扶，這和教育部的時間規劃不謀而合。的確，在災難畫面所產生的沖擊力下，保持短期的熱情并不難，但生活畢竟會重歸既定的軌道。事實上，善意不應靠一時的行為來表達，而需要借助機制保持歷久彌新。面對新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突發性災難事件，如何搭建長期、完善的心理救助系統將是個艱難歷程。“這是一場持久的戰爭。”宗春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