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句話到底對不對？如果相信美國某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研究，這句話在統計意義上是對的。但美國人從這一結論里推想出來的教育措施，卻和我們的很不一樣。
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因為改進了經濟學所用的統計方法，獲得2000年諾貝爾經濟獎。經他改進后，以前用于宏觀經濟現象的一些方法，就能用在微觀經濟方面，比如個人收入。赫克曼研究了美國政府各項就業培訓對城市貧民青年的影響，發現這筆每年20億美元的資助基本打水漂。對于黑人男性青年，受過訓練者的平均工資，居然還比未受訓的低。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怪現象？赫克曼的解釋是，當代美國經濟要求工作者有相當的認知技巧（語言能力，數學能力，分析能力等）和非認知技巧（耐心，堅持，遵守紀律，遵循程序，愿意與人合作等），這些技巧是可以教的，但對基礎差的貧民青年，過了一定年齡后學起來很困難。投資人力資本，關鍵要趁早。幼年時投資1塊錢，效果勝過青年時的100塊。
按赫克曼收集的資料，大學生的子女和中學輟學者的子女，在1歲時看不出有什么差別；技巧高低的技溝是在2歲開始出現的。中國媽媽的18個月經驗值，按美國標準，顯得太緊張，可以等到孩子2歲會跑的時候。但也不算差得很遠。
如今，在紐約哈萊姆黑人區，黑人社會活動家杰弗里·卡納達所領導的試驗，就很符合赫克曼的設想。卡納達發下大宏愿，要從整體上改變哈萊姆貧窮狀況，而不僅是培養幾個黑人優秀生。他建立了一條“傳送帶”系統，從孕婦學校開始，到幼兒園到高中，一條龍服務，誓把貧民區窮孩子送進大學。
不過，卡納達的“傳送帶”，在兒童2－3歲時，并不是如我國般背唐詩或學奧數。畢竟，黑人兒童的競爭對象還不是中國孩子。卡納達只是與紐約的中產階級（白人占多數）家庭的兒童競爭。
赫克曼的研究，讓以前因強調能力而顯得政治不“正確”的一些做法，在統計數據的掩護下跳出水面。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的研究人員，帶著錄像機住進中產階級家庭和貧民家庭，比較兩者育兒方法的異同。他們發現，最大區別是語言環境的不同。一是數量不同，中產階級父母對孩子講的話語量遠遠超過貧民家庭。到3 歲時，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平均聽了3000萬個單詞，而貧民家庭只有1000萬。二是話語質量不同。中產階級父母的話語要復雜得多，而且很多父母經常念書給孩子聽。三是態度不同，中產階級父母更尊重兒童。比如，飯桌上閑談時，他們的話題和語氣，已經假設了孩子是要加入討論的。而貧民家庭通常是父母決定，孩子執行。
語言環境的不同帶來語言能力的高低。語言能力是智商測驗的一部分，而智商與學習成績有很高相關性。所以卡納達的父母學校，主要是幫助貧民父母給予兒童一個豐富的語言環境。比如，周五晚上讓孩子將超市廣告上的減價券剪下來，整齊地貼在紙上。既練手工，又嘰呱著參與家庭購物決定。周六全班去超市購物前，心理學家先指導家長：不要簡單地說“把這個拿過來”，你可以說“把那根長的胡蘿卜放進這個小的塑料袋”；如果孩子拿錯了，決不可指責“怎么這么笨”，而要告訴他，“不是這根短的，是那根有著個尖尾巴的長的胡蘿卜”。購物之后，隨行的心理學家還要評價家長表現。
美國貧民區和我國沒有可比性，但把“起跑線”設作父母和孩子間更多、內容更豐富的語言交流，這一條還是有啟發的。而且，這也是每個家庭——不管經濟狀況如何——都是可能做到的。
育兒“起跑線”其實很簡單，只是和孩子多講講話。
（作者：吳澧 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