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在受到驚嚇的時候，人體的荷爾蒙會上升，血液迅速擴散到四肢，這也是人類處于臨戰狀態時的本能反應。但到了科技發達的現代，人們較以往有了更為明顯的技術優勢，我們可以利用現代化手段探測到哪里有可能會發生災難，而大難臨頭時我們的反應能力卻遠不如祖先。不過，通過努力，我們卻可以增加防止災難發生以及大難不死的可能性。在危機中，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狀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災難個性”。我們可以完善這種個性，教會大腦如何更快地開動，甚至做出更明智的反應。
經歷不同對恐懼反應不同
面對災害，一旦你被嚇得呆若木雞、腿腳不聽使喚，那就只能成為死亡名單上的一員，1994年9月28日發生在波羅的海上的“M.V.愛沙尼亞”號的沉船事故中就不乏做出上述反應的游客，正是因為缺乏迅速敏捷的應變能力，他們才落得葬身海底的命運，也“成就”了現代歐洲史上最為嚴重的海難。
這艘巨大客輪當時從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港起錨，本來預計于15個小時后抵達目的地斯德哥爾摩，盡管當晚狂風大作，暴雨傾盆，但已經習以為常的船員們并未太在意，因為往返于這條航線14年以來這樣的大場面已經見多了。夜幕之下，這艘10層高的巨輪在墨黑色的大海中劈波斬浪，船上的“波羅的海酒吧”中人們輕歌曼舞，樂隊正在演奏美妙的音樂。
現為瑞典議會議員的肯特·哈爾斯泰特當時就是在酒吧之中享受這種悠閑時光的一員，那年他只有29歲。據他回憶，當晚他在酒吧暢飲，另外還有大約50名游客，人們玩興正濃，歡聲笑語不斷，但就在凌晨1點左右的時候，船體突然開始傾斜，自動售賣機、花盆紛紛砸落在地，游客們也都被拋出了很遠。哈爾斯泰特出于本能反應很快地抓住了酒吧里的鐵欄桿，而那些未做出及時反應的人們則隨著船體逐步傾斜下沉紛紛墜落，上演了電影《泰坦尼克號》中的一幕。
哈爾斯泰特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說：“也就是一秒鐘，喧囂聲、美好的時光全都戛然而止，一切歸于死一樣的沉寂。我猜想，也許當時每個人的大腦都如同高速運行的計算機，努力想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隨之而來的是痛苦的呼救聲及哭泣聲，許多人都被嚴重摔傷，寸步難行。
曾經接受過部隊訓練的哈爾斯泰特此時顯現出了他的軍人本色，他開始利用學過的求生技能自救，大腦飛速運轉，讓以往所學的求生經驗在腦海中浮現。“我開始對自己說，好了，現在有選擇一、選擇二，決定后開始執行。但是我并沒有想，因為糟糕的是船馬上就要沉了，我甚至都沒有考慮任何其他的問題。” 機智冷靜的哈爾斯泰特與地心引力抗爭了許久后爬上了自動扶梯井道。
但是哈爾斯泰特在逃生時注意到了其他乘客的奇怪反應，他們并沒有像他那樣爭取逃生，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看起來像是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就傻傻地坐在那里，盡管他們是有意識的，但是并沒有做出反應。人們在海難面前變得安靜而又溫順，行動遲緩。
據另外一名幸存的英國游客保羅·巴尼回憶，當時有許多人就像雕像一樣靜靜地站在甲板上，動也不動，他說：“我不停地在問自己，為什么他們就不嘗試著離開那呢？”
凌晨1點50分，“M.V.愛沙尼亞”號的第一個求救信號發出半個小時后，這艘巨輪沉沒了，但在此之前哈爾斯泰特已經跳下了輪船爬到了一個救生艇上，在堅持了5個小時后終于獲救。而全船989人中，只有137人最終保住了性命，其余的游客全部葬身海底。
一些消防隊員和警察培訓官，甚至還有股票經紀人表示，他們都曾經遇見過類似的情況，就像許多誤入陷阱的動物一樣，人們在極度的壓力下會喪失反應能力。就“愛沙尼亞”號海難和其它災難而言，不采取任何行動或許是自然反應，但卻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在重壓下，我們的大腦在搜尋恰當的生存反應，有時選擇做出了錯誤的反應，就像一只鹿在面對汽車前燈刺眼的強光時會嚇得一動不動一樣。
但是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人的大腦是具有可塑性的，可以對它進行訓練，做出更為恰當的反應。恐懼越少，陷于呆滯狀態的可能性就會越少。一旦最可怕的災難發生，平時的消防訓練可以大大緩解人們的恐懼感。僅僅是知道樓梯在哪里，都會有助于你的大腦做出恰當的判斷。同樣，對空難事件的研究表明，那些認真閱讀了空中安全知識卡的乘客生還的可能性會增大。這些我們認為完全是浪費時間的程序，卻能在不測發生時幫助我們的大腦制定出逃生計劃。
社會角色決定作為
即便是在最為混亂無序的時刻，我們的社會關系依然完好無損，但是這種凝聚力在災難發生時起到的作用既有可能是積極的，也沒準是消極的。
1977年5月28日，美國發生了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起火災，地點位于“貝弗利山超級俱樂部”(Beverly H ills Super Club)。這家位于辛辛那提以南約8公里的一座懸崖上的俱樂部布局宛如迷宮，里面飯館、舞廳、噴泉和花園密布，一應俱全。故事的女主角達拉?麥科利斯特當時正在那里籌備即將于晚上在花園露臺上舉行的結婚儀式。正當來賓準備進去就餐時，一位女招待跑來告訴她，電器短路造成了新娘更衣間旁邊的屋子里起火了，不過火勢并不大。誰料想，就是這場火災卻在黎明前吞噬了整個俱樂部，近3000名在當地歡度周末的游客中有167人命喪黃泉。
這次災難帶給人們的教訓是慘痛而且顯而易見的：這家俱樂部沒有安裝噴淋裝置及能夠聽得到的火災報警系統，但是火災也使官方對群體行為的看法變得復雜了。即便在危機發生時，人們依然遵循著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等級觀念仍然存在。
沖在救火前線的是廚師及餐廳服務員，侍者們前去提醒客人們趕緊離開，更多的男性職員前去幫助女性的員工，而那些從始至終都在“隔岸觀火”的客人們對于災難無動于衷，他們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滾滾濃煙之中繼續尋歡作樂，有的客人一邊暢飲著雞尾酒，一邊對于不用結賬就可揚長而去感到沾沾自喜。
相比之下，并沒有接受過多少緊急逃生訓練的俱樂部服務人員們表現得非常出色，盡管逃生門隱蔽而又稀少，但宴會主管還是冷靜地帶領人群成功逃生，新娘達拉·麥科利斯特也協助許多來賓脫離火海，她事后回憶說，是一種責任感促使她那樣做的，那些客人是為了出席她的婚禮才到現場的。
當時的辛辛那提大學社會學教授諾里斯·約翰遜和威廉?范伯格設法翻閱了警察對數百名生還者的現場筆錄。現已退休的范伯格說：“我們所看到的情況令我們啞口無言。”人們對各自身份地位的效忠程度令人感到震驚。約有60%的雇員以某種方式在努力提供幫助，如指導客人撤離到安全地帶，或去救火。而只有17%的客人伸出救援之手。但是甚至在客人中，身份也決定了他們的行為。一直在俱樂部就餐的幾位醫生義不容辭地行使著自己的職責，對傷者實施心肺復蘇術，并進行傷口包扎，就像戰地軍醫一樣，而幾名護士也在做著同樣的工作。在場的一位醫院院長很自然地開始組織醫生和護士投入救護工作。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當中的所有人，特別是那些管理者應當認識到，在最危難的時刻應該相信人們會竭盡全力。如果鼓勵他們在力爭生存的努力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會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