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王文蕾一個人的顧慮。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是，年輕人已是“房奴”加“車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一輩子活在奴隸社會”。更有人在網上發帖高調宣稱，自己是“窮二代”，不想再生出一個“窮三代”，引來三十多萬次閱讀，四千多人回復，其中不乏贊成之聲。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現如今年輕人的這套論調很可笑：月薪數千元，卻嫌窮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對王文蕾的父輩來說，再困難的時代也過來了，生個孩子的成本就是多雙筷子。甚至在10年前，更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念中，“丁克夫妻”也被視為個人選擇，不會引發如此激烈的討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在生兒育女之前，竟考慮起成本來。但“沒錢”并不是他們惟一討論的問題。
“窮二代”不想生出“窮三代”
懸梁刺股、孔融讓梨、曹沖稱象。這些王文蕾一代“80后”童年時耳熟能詳的小小偶像，如果放在這個時代，馬上會被貼上新標簽：窮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人們對財富和地位的“世襲”現象如此敏感，以至于影響了對未來的想象——“窮二代”是否應該生出“窮三代”。
7月30日，自命名為“來世不嫁窮男”的網友又在天涯上發帖：“已經生了“窮三代”的“窮二代”，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孩子嗎？”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此類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論更是引發議論無數。據說，她和丈夫是“因愛情而結合”的大學同學，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穩定，還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認為，生孩子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與其讓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輸在起跑線上，我倒寧愿不讓他來到這個世上。我們已經是‘窮二代’了，孩子成為‘窮三代’的可能性絕對在95%以上。”
那篇以“我不想給月薪2500的窮老公生孩子，我錯了嗎？”為題的帖子，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生育觀近乎挑釁。然而，在謾罵、嘲諷和憤怒的情緒中，竟不乏支持之聲。甚至直到發帖兩個多月后，還幾乎每天都有人回帖。
7月31日，有人頗為認真地贊成道：“沒有充足的能力給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質時，別生……(孩子)不是喝西北風就能長大的。”
7月28日還有人跟帖說：我是男的，現在沒房沒車沒存款，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所以一直單身，與其現在結婚以后操心，不如有錢了再找。
還有帖子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生存。懷孕生子意味著我要失去現在的工作，老公的收入也僅夠還房貸，我總不能喝著西北風去懷孕生子吧？孩子生下來，我更是沒有精力去帶孩子，現在不加班加點的工作已經很少了。”
“窮二代的處境，可以通過蟻族之類的生存狀態了解一二。”署名“石兆”的評論者表示，“窮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過下去、但活得相當痛苦的事兒。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于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并不確定，每個月的收入要精打細算才能支付，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沖的積蓄都可能沒有。
“了解這種生存狀態之后，也就不會責怪為什么有些極端的窮二代不想要孩子了。”他說，“這是一個是否具有希望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窮二代，生下孩子就會是窮三代，自己努力工作卻一生匱乏，甚至孩子也不能擺脫這種命運，固然是有點悲觀，但誰又能說這不是一部分的社會現實呢？”
有多少錢敢生孩子
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以后生孩子小名叫“豆豆”。看見姨媽的孫子因為嬌寵而變得暴躁，他們決定，“以后不讓老人寵溺豆豆”；經過海淀區那兩所知名的高校，兩人也決定“以后讓豆豆學工科”。有人問小夫妻為什么來北京，他們不無豪情地說：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的培養，我們要把豆豆的兒子培養成貴族。
“貴族”要面臨的困境是：一、目前他們位于北京五環外的一套一居室還在還貸，周邊的二手房以百萬元起價，哪來錢添置房產，讓孩子、夫妻、保姆同住？二、假使大家能“蝸居”，若常去動輒離家十余公里的醫院檢查，不買車實在不便，車錢從何來？三、即使交通、住宿都能湊合，以目前二人不足萬元的家庭收入，承擔孩子的奶粉、尿布、早教、托幼、上學……“要么錢受罪，要么孩子受罪”。
每當王文蕾在電話里向家鄉的父母說起因“經濟困難”而耽擱育兒計劃，往往很難被理解。但當父母們來大城市住一段時間后，怨言少些了。
這個龐大的城市擁有現代化的種種魅力，敞亮、壯觀之美取代了曾經悠閑、家常的市井氣息，市民們在高昂房價的帶領下，越來越多地遷往城市邊緣。不斷上升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讓數千元的月薪在這種環境里頓顯微薄。
王文蕾曾設想，把孩子留在房價、交通等生活成本較低的二線城市老家，讓父母照看。可丈夫聽了直搖頭：“一年見不上幾次，那生孩子的樂趣和意義是什么？我們大老遠到北京來，終于有了北京戶口了，為什么孩子不能享受大城市的資源？”
在理想狀態下，越來越多像王文蕾這樣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本應成為準中產階級人士，構建家庭生兒育女，構建穩定的“棗核形社會結構”。而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不僅“棗核”遙遙無期，拖得久了，夫妻倆心中“豆豆”的幻像都變得模糊了。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在今年4月進行“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愿調查”發現，盡管絕大多數年輕人有生育計劃，但經濟基礎和住房也是他們非常看重的生育前提。小兩口月均收入達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現實因素的制約。未生育受訪者的計劃生育年齡，明顯晚于預期中最佳生育年齡，為27.4歲，大概晚了2.1年。”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分析師姜健健表示，這種情況在城市比較明顯。
資源少而傾斜
盡管人們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世襲與繼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和父輩們不同，如今的年輕人一出生就經歷著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眼見著這個過程的盡頭是進一步固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下層人”開始擔心，向上流動的渠道在縮窄。
教育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向上流動，能夠改變一代人命運的的路徑，變得格外擁擠。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發表調研稱，家庭在0到16歲孩子身上花費的平均成本將達25萬元左右，到30歲則需要49萬元。其中最可觀的一部分是對教育的支出。不過，在王文蕾觀察看來，教育投入還要更多。
孩子還沒出生，葉酸(據說防畸)和防輻射服就必不可少。小王的同學許雪懷孕兩個多月，穿的是連身防輻射服，1000多元。為了孩子智力發展，準母親還流行吃DHA，每天一粒，一粒6元，整個孕期280天，花費不小。小王去探視幾個生孩子的閨蜜后總結出，“看望產婦，就送錢，因為那是他們最需要的。”
“進個幼兒園是必須的吧？可這很難。”王文蕾身邊的年輕家長們說，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抵得上她一個月工資，甚至市郊的經濟適用房區，今年學前班還漲價了70%。而孩子上小學、中學的家長們，常常討論的是送孩子去哪個補習班。一位小學生的家長說，“每個暑假至少消費1萬元。”
“雖然有些投入并不必要，但盡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幾乎是每個家長的選擇。”徐安琪告訴記者，家長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又因社會競爭激烈而感到焦慮，高額的教育投入是家長不敢忽視的。
而且，進入教育鏈條的前端就已顯得如此不易。
王文蕾的表姐邱靜在省會城市生活，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元，卻告誡小王“養兒不菲”：為了留住一個負責的保姆，也為了讓孩子不因頻繁更換保姆而無所適從，她和育兒保姆簽了一個十年用工協議，同時承諾，現在每個月3300元，以后每年工資按10%的比例遞增，此外還給購買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業保險。
這些錢是為了撫平雙方的信任危機：曾有不負責的保姆，趁父母不在用體罰等方式訓誡孩子，讓沒有表達能力的孩子看見保姆就恐懼，“乖乖聽話”；而對保姆來說，混亂的市場，“用完一、兩年就毫無保障”的用工模式，也的確“很難不跳槽”。
邱靜沒敢告訴父母這筆花銷，“他們不會理解，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全、不焦慮的環境，我愿付出”。
邱靜出生于1974年，她出生時母親只能休56天產假就得去工作，但當時滿足“安全、不嬌寵、不焦慮”環境的成本極低——邱靜就是被放在單位附屬的托兒所，由單位職工的親屬當保育員看管長大的。
現在，當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單位、集體辦幼兒園、托兒所的做法幾乎不再，企業的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將它們推向社會。在壓縮編制的大背景下，育兒機構還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編制被大量壓縮，它們一旦從原有單位中被剝離出來，紛紛被關、停、并、轉。
邱靜為女兒所付出的高昂成本，正是為了解決這個上一輩人從未面對過的社會難題。
由于中國學前教育責任不明確，經費得不到保障，幼教經費約占整個教育經費支出的1.3%，而巴西是5.1%，泰國是16.4%，發達國家則一般達到3%以上。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婦聯也曾提出關于強化托幼事業公共服務職能的建議。
然而，比起資源不足，更讓很多家長郁悶的是，資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體前不久探訪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兒園，發現能享有這些場地寬裕、硬件齊全的教育資源的，多是“批條子”進入的官員子女。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后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占用公共資源。”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對此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則上廉價園，或黑幼兒園。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文中王文蕾、邱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