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姐的兒子僅10個月，由于感冒咳嗽，她抱著孩子前往上海某三甲醫院就診，醫生給她開了三天的抗生素。她犯了愁：“不是說感冒不用吃抗生素嗎？到底要不要給小寶寶吃呢？”
為了這三天的藥，羅小姐開始了打探之路：當天再次前往另一家兒科特色醫院掛專家門診進行求證；隨后又托醫生朋友打聽該不該吃。多方打探以后，她才放下心來，給孩子用了三天的藥。
類似羅小姐這樣的謹慎，現在越來越多，在日前召開的2009上海新華兒科呼吸國際論壇上，專家們表示，這部分父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一個極端，從依賴抗生素走向了恐懼抗生素，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人們對抗生素并不了解。
高知人群警惕心漸重
對于抗生素逐漸產生恐懼的多集中在高知識人群，尤其是“海歸”。“這部分人群正在逐漸多起來。”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兒內科主任王瑩說。王瑩很高興看到這部分父母的變化。她說：“臨床上，濫用比恐懼更為可怕。”
新華醫院兒科主任朱建幸教授的看法與王瑩相似。但他認為，在慎用抗生素的教育中，科普尚不規范，只讓人記住了藥的危害，而沒有讓眾人了解到其中的原委。
羅小姐非常害怕抗生素給孩子造成不良反應，但她的確不知道什么時候該用藥，什么時候不該用？“醫生應做更加詳細的解釋。”
病人和家屬并不愿意一知半解，但很多時候求教無門。
醫生的診療態度將影響就醫行為
朱建幸坦言，回答病人疑問最好的地方應該在門診，但實際上，很多醫生沒有能夠做到，更糟糕的是，醫生們的行為往往會產生誤導。
“醫生的態度和進行治療的行為方式，往往會影響到患兒父母的下一次治療。”朱建幸有一次在門診看到了以下場景：
有一個孩子吃了三天抗生素后，仍然未見好轉，父母再次帶著孩子來就診。門診醫生看了一眼后說：“三天沒好啊，那這個藥沒什么效果，就換一種吧。”
“這句話的后果是，下一次孩子生病時，父母會自然而然放棄第一種抗生素。”換藥其實是要證據的，醫生們應向家屬作出解釋。
醫生們的職業行為和態度其實比任何科普宣教都更為有效。遺憾的是，現行醫療制度只是警示醫生不要犯錯，但卻沒有對正確的態度和細節加以引導和教育。
兒童藥品數據少之又少
除了醫生的解釋不到位外，兒童藥品生產的現狀也造成了患者的疑惑。在國外，人們非常習慣閱讀藥品說明書，尤其是抗生素類藥品。可國產藥對于兒童用法的指導和說明是非常粗略的。
王瑩說：“兒童用藥臨床前的研究非常薄弱。”一部分國產藥只在說明書上寫有兒童酌量減少的字樣，但具體該減多少，卻未予說明，具體會出現哪些狀況，也未有詳細的解釋。
“含糊帶過”是大部分廠家慣用的策略，國內兒童臨床藥物試驗幾乎很難開展。此外，兒童藥物的不良反應報告也低得出奇。上海藥物監測不良反應中心常務副主任杜文民認為，不是孩子沒有不良反應，而是醫院不報，廠家不管。
在現代醫學理念中，沒有數據，沒有證據，就等于沒有發言權。孩子們臨床用藥實際上只能依靠不同醫生的臨床經驗。父母們的迷惑似乎還不得不持續較長一段時間。